唐立久/文

  我們認識新疆嗎?我們能走近新疆嗎?究竟何謂新疆?認識新疆,或許我們不僅凝視更要反思和透視,並真的找到解決新疆問題的思路。

  2013年10月28日,世界罕見襲擊者攜妻母決然同赴末路,公然挑戰國家的自殺式“北京天安門金水橋10.28”事件,新疆再次成為國人和世界聚焦點!

  當下的新疆,對外形象展示就是簡單的大美和遼闊,或是反分裂、反恐的決心和行動!夜深人靜,每當我細細沉思,這些年來,新疆人群狹隘的更加狹隘,保守的極端保守,“你們”和“我們”二元結構不是弱化了而是強調化了。

  “10.28”事件或只是涉疆暴恐事件向內地蔓延的開端。我們新疆問題已不再是邊疆地區問題,而成為全國性問題。
  此事件確需我們反思:新疆問題是政治經濟問題還是文化衝突問題?新疆問題產生的成因是什麼?新疆問題是可逆轉還是不可逆轉?

  新疆問題歷史回顧
  新疆,先秦稱之“柱州”,漢朝始改為“西域”,一直沿用到清朝統一天山南北,之後建省“新疆”。新疆位居東西方交通孔道,歷史上十分頻繁的民族遷徙和交往,導致了新疆古代原住民錯綜複雜的種系族屬和民族關係。

  早在先秦時期,《穆天子傳》等典籍里就記載了新疆情形。古代中國形成了“四海”的概念。南海指今日南海,東海指今日東黃渤海,北海指貝加爾湖,西海就是指裡海,這“四海”之內,包括新疆地區。前101年,漢朝在西域的輪台、渠犁等地駐兵屯田,並置使者校尉,開始了對西域的管轄。公元前60年,駐扎西域的日逐王賢撣降漢,天山南北諸地均歸漢朝統屬。西域都護府的建立,標志著西域諸地正式納入中央政府的版圖。
  西域都護府斷斷續續的存在了近百年(公元前60年至公元23年,公元74年至公元75年,公元91年至公元107年)。公元123年,班勇出任西域長史,此後,西域長史府作為中央政府管轄西域的行政機構持續到魏晉時期,樓蘭城則是西域長史府的所在地。唐代又設立安西都護府和北庭都護府管理新疆地區,自唐太宗貞觀十四年(640年)起,到唐憲宗元和三年(808年)止,安西都護府共存在約170年。此後,中央政府對新疆地區的管轄長期中斷。北宋時期,西域存在著高昌回鶻王國、於闐王國、喀喇汗王朝三個並立的地方政權。到了南宋時期,於闐王國併入喀喇汗王朝,但又出現了西遼王朝。蒙元時期西域大部分地區為成吉思汗次子察合台的封地。明代,西域在東察合台汗國統治之下。明朝中葉,東察合台汗國演變為葉爾羌汗國。

  即使是中央政府沒有管轄西域的時期,也與新疆保持著一定的關係。例如,公元45年,西域18國請復置都護,甚至要求以送兒子到洛陽學習當人質。632 年,西突厥迎立泥孰,是為咄陸可汗。泥孰被推舉為西突厥可汗後,即派遣使臣至唐朝表示內附。在北宋時期,962 年、965 年以及981 年和983 年,高昌回鶻皆遣使獻方物於宋。981 年其王向宋太宗上書時,自稱“西州外甥”。
  新疆問題早期生成與“雙泛主義”相關。突厥原是公元5世紀前後,生活在阿爾泰山地區的游牧民族的名稱。公元552年,突厥建立汗國,其鼎盛時期疆域遼闊,後分裂為東、西兩個突厥汗國,隨著東西突厥汗國的相繼滅亡,其後裔逐漸融入了其他民族之中。11世紀以後“突厥”這一概念,已不是原先的突厥人,而是對突厥語系諸民族的統稱。

  “雙泛主義”,即泛伊斯蘭主義和泛突厥主義思想從20世紀初開始傳入新疆。泛伊斯蘭主義是19世紀中期阿富汗人馬丁魯提出的,其思想核心是聯合所有伊斯蘭國家,建立統一的伊斯蘭政治實體;泛突厥主義的宗旨是要聯合從小亞細亞到中亞的所有突厥語系民族,建立一個統一的突厥帝國。
  “東突厥斯坦”是19世紀末期西方者提出的,他們把俄羅斯中亞地區稱為“西突厥斯坦”,而把中國的新疆稱為“東突厥斯坦”,並製造新疆是“東突厥”人家園的概念。因此“東突厥斯坦”不是一個單純的地理概念,而成為一個政治概念。
  “東突厥斯坦獨立運動”的思想淵源,可以追溯到發祥於奧斯曼土耳其和俄國喀山的韃靼人社會的泛突厥主義思想和泛伊斯蘭主義思想。而讓泛突厥主義思想和泛伊斯蘭主義思想能夠在維吾爾族社會中成長的搖籃,就是大量接受了奧斯曼土耳其和俄國喀山的韃靼人社會影響的“近代維吾爾文化啟蒙運動”。維吾爾族社會的“新型知識分子階層”、“一部分宗教人士”和新興的工商業資本家們之所以要發起“近代維吾爾文化啟蒙運動”,就是出於對於民族的危機意識。在當時新疆特殊的雙重社會結構下,地域社會中的民族壓迫和民族歧視不斷加劇;在傳統的維吾爾族社會公共管理體系下,民族社會層面上的階級分化日益嚴重,所以造成了這種危機意識。

  由於“近代維吾爾文化啟蒙運動”與“東突厥斯坦獨立運動”之間的這種思想傳承關係,東突厥斯坦獨立運動深受泛突厥主義思想和泛伊斯蘭主義思想的影響,它的基本思想就是“推翻中國的統治”和爭取“民族土地的解放”,而它的最基本的行動特征,就是攻擊和排除一切具有“中國”符號的東西。東突厥斯坦獨立運動的第一個重要的組織特征,就是運動的主要推動者和參加者為維吾爾族知識分子。東突厥斯坦獨立運動的另一個重要的組織特征為通過“伊斯蘭教聖戰”的口號來號召維吾爾族民眾。形成這一特征的原因,既有受到泛伊斯蘭主義思想影響的部分,更是緣於當時的維吾爾族社會的現實。
  清王朝在新疆所構建的政治體制,是把維吾爾族民眾看做是滿族統治者的屬民而禁止他們與漢族社會接觸,將維吾爾族居住的新疆看作是滿族的領地而禁止漢族向這裡遷移,目的就是把維吾爾族納入到為牽制內地漢族而建立起來的藩部體制里。此體制讓維吾爾族身處在伊斯蘭教的“烏瑪”與中華文化間的夾縫中,同時也堅決地阻止了維吾爾族民眾形成中國人和中國國家的意識,變成一個孵化獨立思想的病竈,深深地埋植在了維吾爾族社會的肌體里。這是新疆問題產生的重要根源。
  滿清王朝和民國政府治疆採用的方法基本上是胡蘿蔔加大棒,卻未真正解決新疆根本問題。真正使新疆問題得到控制和改善是中國共產黨及毛澤東:政治思想(階級鬥爭)加鐵腕。但改革開放之後,泛突厥主義思想的侵入和深化,加之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及極端宗教思潮的滲透,讓新疆問題變得更加複雜。

  當代新疆問題生成緣由
  人們不解和困惑,為什麼近5年來新疆暴力恐怖事件頻發?新疆為何突然間變得愈來愈不穩?其實,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當代新疆問題生成可追溯到四十年前。
  嚴格的說,在新疆問題上出現嚴重的失誤始於改革開放前的1975年。當時,在中央及新疆高層部分人打著“全面整頓”的旗號,全盤否定建國以來的民族政策及方針,在新疆問題上犯了兩個嚴重的失誤。
  一是撤銷了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早在上世紀50年代初,駐疆人民解放軍,在王震將軍的領導下,響應毛澤東關於軍隊參加生產的號召,弘揚延安精神,開展大生產運動。1954年10月25日,新疆軍區發佈命令《公佈成立新疆軍區生產建設兵團組織機構及管轄部隊番號》,全稱為“中國人民解放軍新疆軍區生產建設兵團”,於同年11月1日正式運作。生產建設兵團成立後,新疆屯墾事業由原軍墾農場開始逐漸轉變為正規化國營農場,正式納入國家經濟計劃;企業化生產代替原軍隊自給性生產。60年代,全國大批知識青年到來進一步促進了生產建設兵團的發展,農牧團場基本實現機械化、水利化、園林化,新疆現代工業基礎主要由生產建設兵團締造。然而,1975年3月25日,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卻做出決定:撤銷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及各師建制,所屬企事業單位全部移交地方管理。

  二是幾乎釋放了全部民族分裂分子。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由托乎提庫爾班、尼牙孜·烏買爾、司馬義·依不拉音·哈斯木帕爾沙等建立了全疆範圍內的分裂組織“東突厥斯坦人民革命黨”,將組織名稱改為與新疆三區革命時期的人民革命黨同名,並將成立時間定為1960年11月12日,與歷史上的新疆分裂政權(1933年“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和1944年“東突厥斯坦共和國”均於11月12日建立)。1968年2月,正式建立全疆統一的集團組織,組成了以托乎提庫爾班為主席的“東突厥斯坦人民革命黨中央委員會”,及由若干委員和候補委員組成的“東突厥斯坦人民革命黨中央主席團”。1969年8月20日,暴亂髮生,其中喀什地區麥蓋提縣的暴亂分子搶劫了縣民兵武器庫,當地公安及武警分別予以圍殲,並繳獲了一批槍支彈葯及其他凶器,阿洪諾夫等10名暴亂分子被擊斃,其餘均被俘獲。這是一起新中國成立以來發生在新疆的規模最大的有組織、有綱領、有計劃、有行動的分裂集團案件,據統計涉案人員達5000餘人。在獲取充分、確鑿的證據的條件下,然而,1975年8月自治區革委會卻對“東突厥斯坦人民革命黨”分裂集團案處理重新做了認定:除在暴亂中被擊斃和做其他處理的要犯387人外,其餘1165人均不定為該黨成員,而以犯有政治錯誤作為結論;對部分罪惡輕、認罪服法的服刑人員也分別做了減刑或提前釋放處理。

  撤銷新疆生產建設兵團使中央失去了一支最有效的震懾“疆獨”的力量,幾乎釋放了全部民族分裂分子更是使新中國成立以來反“疆獨”鬥爭的成果喪失殆盡。在當時的政治形勢下,“疆獨”分子不可能掀起大的分裂活動,但是一旦政治情勢發生變化,大的分裂活動就很難避免了。
  儘管後來鄧小平聽從王震建議,指出撤銷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是錯誤的,而且鑒於新疆農墾事業面臨的實際狀況和兵團的特殊地位和作用,1981年12月3日,中共中央做出《關於恢復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決定》,但是,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元氣已大傷,損失無法輓回,時到今日,新疆生產建設兵團與新疆地方在經濟發展等方面的差距越來越大。
  總體來說,1949年後30餘年,新疆民族關係相對融洽,暴恐事件較少發生。改革開放初期10年,新疆生產力得到解放,開放態勢明顯,新疆問題一度緩解。但蘇聯解體和東歐劇變後,民族宗教體制和政策的固化及雙泛主義思潮的滲透泛濫,新疆問題有惡化發展的態勢。
  首先是民族宗教關係高於法律法制關係。在改革開放以前,階級關係取代一切,民族和宗教問題暫時被遮蔽了,加之新疆實施高工資政策和利益分配較為公平,使得新疆問題相對緩和,呈現穩定祥泰的氣象。改革開放時期,階級鬥爭和階級關係被經濟建設取代,但未建構法律至上的機制和公民社會體制,事實上,在新疆民族宗教關係至高無上,大於法律法制關係,我們不是在縮小民族差異,而是在擴大民族差異,這是新疆最大的問題。同時,新疆伊斯蘭教發生了巨變,據統計,新疆伊斯蘭教清真寺由1979年的2000多座發展到現在的2.43萬座(主要是上世紀80年代的迅猛增長),教職人員由3000多人增加到2.8萬多人。新疆穆斯林平均500多人擁有一座清真寺,而中東平均1200人,伊朗約1.1萬人,埃及約為2500人。新疆初等教育學校及大中專院校近5000餘所,新疆清真寺的數量是學校的5.3倍。新疆有2371個行政村,平均每個村擁有4座清真寺。特別是極端宗教思潮進入新疆對信教人士影響較大,不少人利用合法身份借宗教活動宣傳和鼓動分裂思想,尤其是這幾年,在國內外環境共同作用下,極端原教旨主義在新疆出現了一定程度的惡性發展。一些穆斯林連伊斯蘭教最基本的“五功(念功、禮功、齋功、課功、朝功)”和“六信(信安拉、信先知、信經典、信天使、信末日、信前定)”的教義都不知道,更不知曉伊斯蘭教的教規,只知道“自己是穆斯林,和漢人不一樣”。

  其次是民族政策出現了諸多的偏差和失誤。在落實政策上,大力拉攏少數民族上層,如以前的貴族(農奴主、巴依)和他們的後代、宗教界的上層人士等,為共和國初期的反“疆獨”鬥爭和一系列社會改革中的“擴大化”“平反”,卻把一批擁護中央的少數民族積極分子打成極左分子。僅僅在宗教界,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就為1500人“平反”並恢復了教職。少數民族上層並未因落實政策對中央懷有感激之心,反而抱怨自己受到的“迫害”,甚至或明或暗的支持分裂勢力。另外,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對於共和國初期新疆違反民族宗教政策的漢族幹部也進行了“平反”,例如1979年3月17日,中共中央宣佈:“1952年新疆省第二屆黨代會對王震同志和新疆分局的批判是不符合實際的,中央當時撤銷王震同志的新疆分局書記、軍區政委及財委主任,是不公正的”。這種自相矛盾的政策既得罪了漢族幹部,又得罪了少數民族幹部,使雙方的矛盾迅速激化。

  到了1980年,新疆的區黨委擴大會議都開不下去了。胡耀邦把他們找到北京開會,搞了個紀要,其傾向是壓漢族幹部、抬民族幹部。這個紀要一傳達,雙方的矛盾更加激化。為了輓回“紀要”的不良影響,趙又讓鄧力群起草了一個覆電,強調了一下漢族幹部、解放軍所起的作用,還講到新疆黨組織成立以後漢族幹部所起的作用,強調民族幹部和漢族幹部要互相尊重、互相團結。這樣就形成所謂民族幹部要“紀要”,漢族幹部要“電報”。使雙方的對立進一步持續,新疆很長時間都沒有安定下來。
  再次是改革開放以來,新疆和內地以及新疆內部的貧富差距急劇拉大。在毛澤東時代,中央的民族政策和內地大力支持新疆,新疆地區的工資水平在全國名列前茅,維吾爾族人的生活質量和當地的漢族人也差不多。改革開放開始以後,由於實施優先發展沿海地區戰略,使新疆各民族和內地特別是沿海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和生活水平差距急劇拉大;“容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新疆少數民族中除了少數人先富起來了,大多數和漢族人一樣,其生活水平和質量與這些人的落差很大。而新疆漢族由於在整體文化層次方面還是要強於少數民族,又實行了計劃生育,人口的增長比少數民族小,還有一些內地富人來新疆經商,這使得少數民族和當地漢族的貧富差距拉大。新疆地大物博,資源豐富,少數民族對生活的不滿必然高於其他地區。上世紀90年代進行的國企改革,大批職工下崗失業,新疆地區是國企最集中的地區之一,受到的影響尤為嚴重。加之,實現少數民族人口差異化政策,新疆南疆人口增長迅猛,使得新疆大批“富餘”勞動力被迫外出打工,尤其因生活所迫而背井離鄉外出謀生、奔波操勞在社會最低層的新疆少數民族,由於民族、文化及生活習慣等方面的原因,他們很難融入到客居地的社會中去,他們有著比漢族地區外出謀生的人更大的工作和生活困難。像在深圳很多新疆來打工人員受到歧視,找不到工作,為生活所迫轉而偷竊的事情比比皆是。深圳政府打擊偷竊治標不治本,導致民族矛盾日益加深;當地的企業為了防止工人團結反抗,更極力煽動民族矛盾,使民族矛盾日益加劇。

  第四是是腐敗問題日益嚴重加劇新疆問題。由於新疆民族宗教問題複雜,抓了漢族腐敗分子怕少數民族藉此掀起對中央的不滿搞分裂,抓了少數民族腐敗分子又怕少數民族認為是民族歧視,結果打擊腐敗很不得力,新疆地區成了腐敗的重災區。結果,“疆獨”分子一宣傳“漢人和維姦貪污腐敗,欺壓維吾爾人”就能引發少數民族的共鳴。
  第五是大漢族主義傾向加劇新疆少數民族的不滿。部分漢族人宣稱從“公元前60年西域都護府的建立起,中央政府對新疆地區的管轄從未中斷過”,把突厥汗國、高昌回鶻王國、於闐王國、喀喇汗王朝、西遼王朝、察合台汗國、葉爾羌汗國的新疆地區的地方政權的歷史一筆抹煞,這種大漢族主義傾向加劇了新疆地區少數民族人民的不滿。在新疆,強化國家認同需要重視防範大漢族主義,破除狹隘的中原中心史觀,逐步改變心態上倨傲、智識上無知的危險局面。特別需要消解以漢民族(族群)取代“中華民族”的不當作法,充分發掘新疆其他55個民族對於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既有和將有的貢獻。

  新疆的核心問題是什麼?暴力和恐怖活動?還是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立法?抑或極端宗教主義的盛行?族群的隔膜和經濟發展不平衡?民族宗教關係高於法律關係?民族間不平等、不尊重、不信任和世代生活方式的改變?境外敵對勢力的滲透?
  我以為,新疆問題的表象是暴力和恐怖活動,實質是泛伊斯蘭、泛突厥和泛民族主義的疊加共振及法制至上理念的缺失。加之,貧富懸殊、利益對立、文化隔閡、公民意識不足、官員形象醜仕、幹部選拔任用混亂荒謬等,這一切也給新疆不穩造成較大的影響!新疆問題的求解不僅是經濟發展和個人收入提升之路,更是法制、平等、尊重、信任、公正和思想及文化認同之道!

  國家認同下新疆主體意識
  新疆發展,促使我們思量一個問題:實施新疆發展主要依靠何種力量?中央,兄弟省市區,抑或新疆自身,誰是新疆發展的“主角”?更進一步的問題:新疆發展的驅動力何在,外部依賴還是新疆主體意識建構?

  誠然,中央以及兄弟省市的鼎力支持不可或缺!但,更需要新疆政府和新疆各族群的努力,新疆可持續發展的目標方可實現。
  張春賢在2013年援疆工作總結會議上說:“援疆成果巨大,但轉化為民族團結的精神動力不夠”。張春賢還說:“新疆人民要有我為祖國做貢獻的思想”。上世紀八十年代以前,我們做貢獻,國家也關心我們,新疆人生活水平高於全國水平。現在我們繼續要為祖國做貢獻,但工資低於全國水平!

  關於“援疆”有著不同的聲音,“援疆小恩小惠換取穩定論”、“資源開發抵消援疆成就論”、“誰援助誰論”等等。我以為,在祖國大家庭里,只有互相尊重和相互支持,沒有“支援”一說。“援”字本身就是對我們新疆人的歧視!新疆人一直有貢獻祖國的思想和行動。但這種思想需要祖國母親的母愛作為前提條件。祖國母親應該給所有的孩子同樣的母愛。
  當下新疆社會撕裂的兩個現象:一是漢族群體把新疆所有問題都與“三股勢力”(暴力恐怖、民族分裂、宗教極端)掛鉤,一齣問題首先想到的是“三股勢力”;二是維吾爾群體把新疆所有問題都與民族和宗教聯動,維護本民族文化和利益的傾向更為激烈。維漢矛盾似乎已公開化,這對新疆或許是一場災難!
  全國每年群體性事件上萬起。為什麼新疆群體性事件主要歸結為民族分裂問題?這一定性是在開脫責任還是在製造矛盾?這隻能使新疆問題更加複雜化!“一小撮、個別、別有用心”等落後的說法和加劇對立的話語體系,從根本上講不利於新疆和諧穩定的發展!
  60年來新疆進行民族團結教育,實則是強調“你屬於什麼民族”?“你的母語是什麼”?“你所屬宗教信仰”?“你所屬民族的生活習俗為何”?總是在強調各民族之間的區別和差異,而不是強調中華民族的共性,不是強調各民族的共同發展歷史和長遠的共同利益。

  我們需要反思:把所有新疆問題都往“三股勢力”這個大“口袋”里裝,把所有新疆問題都貼上“民族”、“宗教”的標簽來說事將會帶來什麼後果?
  當下,新疆各族群間的交融程度高於歷史上任何時代,其主要原因是生產力的發展,促進了各民族的往來和交流。現在的問題是,隨著民族意識的增強,民族內部的認同逐步加深,再加上剝削階級的消亡,各民族由階級依附轉化為民族依附,刺激了民族主義的增長,形成了在民族認同感上的“人文生態失調”。

  新疆社會撕裂趨勢加劇的成因,既有伊斯蘭教的影響力日益壯大,“全世界有15億穆斯林兄弟”,也有中華文化核心價值觀迷失及貧富懸殊,更重要是缺失以法律法製為綱的制度!彌合新疆社會分離,從國家層面上講,法律不能被政策左右,政府權限、民族關係和宗教管理必須置於法律關係之下;從新疆層面上講,需要構建新疆認同及新疆人主體意識。
  從這個意義上講,新疆各級政府和新疆各族群必須擔當發展的“主角”,建構新疆主體意識,並使之成為新疆發展的驅動力。
  早在1982年我20歲,從新疆財經大學畢業時,由於主修經濟統計學,當時我想對新疆經濟做一個綜合研究。在以後幾年裡,在遍閱新疆各類圖書館和烏魯木齊為數不多的幾家書店的圖書和期刊後,發現有關社會科學領域的書刊,基本全是內地或國外的“泊來品”,充斥著空泛的內地、國外經驗,即依照他們的理論和方法去研究新疆問題,而這些對於新疆本土發展來說,不能有效的解決問題。

  1986年,我對全疆30多個縣市跑了一圈,實際上,截止目前,我已經在新疆廣袤的土地上探訪和實地調研不止三圈。我認為,新疆和內地省區差異明顯,應該依據新疆實情,進行針對性研究,形成自己的主張和理論。新疆的可持續發展,已經成為世界一大命題。地緣的多元性,決定新疆的發展必須在世界系統中求解;生態環境平衡是新疆發展的底線;資源的全面性、生物的多樣性和文化的包容性要求新疆的發展是多維的、動態的,體現人文精神價值。這些就是建構新疆理論架構的緣由,新疆必須構造自己的理論體系,我們稱之為“新疆學”。我認為,歷史和地緣是研究新疆問題的骨架,文化和資源是研究新疆問題的根基,生態和綠洲是研究新疆問題的命脈。骨架、根基和命脈構成“新疆學”的脈絡體系。
  一個問題常常困擾我,我是哪裡人?我的根在哪裡?從這個意義講,“新疆學”為我們新疆和新疆人樹立原則和特有意識。
  “新疆人”是一個複合概念。“新疆學”是以新疆這個特殊區域的生態、地緣、資源、政治、經濟、社會、族群和宗教等為研究對象的一門橫斷性綜合學科。“新疆學”為培育新疆主體意識確立方向和理論架構。

  新疆要走自己的經濟發展之路。新疆的地緣區位決定了其是立體型資源:地下(石油、天然氣、煤炭、金屬等礦產資源)、地上(草原、高山、冰川、沙漠、光熱等農牧業旅游資源)、空中(中國人去歐洲最便捷的通道、亞歐走廊、空中絲綢之路),加之新疆屬乾旱脆弱的生態系統,從可持續發展和民生的視角,新疆現代產業體系的建構,更要充分發揮地上和空中資源優勢,因為它們有助於促進就業和環境保護。
  從經濟學角度分析,可喜的是,自中央新疆工作座談會召開三年來,新疆經濟發生了結構性和系統性的變化,2012年新疆非石油工業增加值1418億元(石油工業增加值1386億元),占規模以上工業的50.6%,50年來新疆非石油工業增加值占比第一次超過石油工業,即從資源大區轉向經濟大區的第一階段,並正向追求效益、質量、環保的第二階段邁進。未來新疆建構現代產業體系,要重點發展以物流、旅游、文化、金融、特色農業服務等現代服務業和裝備製造、污染小吸納就業多的輕紡服裝工業。對消耗大量水資源,嚴重破壞生態環境的重化工如煤化工、PTX等高污染產業要非常慎重、科學規劃、提高技術和環保準入標準,併在規模上適度限制,避免由於技術落後和開發粗放對新疆環境社會造成不可逆的永久傷害。

  中外區域發展表明:新疆生態民生經濟社會文化協同的核心可歸結為能否促進就業、保護環境和傳承多元文化,由此必須處理好若干重要的結構性關係:新疆資源結構決定產業結構,產業結構決定企業結構,企業結構決定就業供求結構,就業供求結構決定新疆各階層和各民族利益結構,利益結構決定新疆治理和協同結構!治理和協同結構決定了新疆可持續發展戰略目標實現。
  從地緣區位和成本管理以及保障新疆經濟社會體系的高效運行角度透視,新疆經濟實質就是物流經濟,重點為鐵路公路和航空產業。遺憾的是,新疆政府與鐵道部合資的新疆北疆鐵路公司被原鐵道部收購;曾創造世界航空五十餘年安全無事故奇跡的新疆航空公司被南航行政化重組。在新疆發展轉型關頭,呼籲恢復這些公司併進行優化。新疆還需要與央企等各類經濟組織組建合資的石油公司、天然氣公司、能源銀行、輕紡和旅游產業等,因為這些具有獨立法人資格公司的組建和運營區別於現在的分公司,更利於增加和促進新疆本地的就業和稅收,提升新疆自身造血能力和民眾分享資源開發成果。
  前段時間張春賢講過一段話,“新疆一些大學生由於沒有就業和工作,他們迷惘、彷徨,甚至對生活失去了信心。學生家長為此而多方奔走,政府面對高校畢業生就業難問題,焦慮之心不亞於學生家長。”我以為,如何建構體制和政策,可能是解決新疆大學生就業難的關鍵。比如,在疆央企員工本土化率的制度安排,引導大學生創業的政策制定等。
  轉變觀念,樹立大愛強疆的理念,提升新疆人的綜合素質是培育新疆主體意識的核心。長期以來,新疆總是囿於邊疆地區、欠發達地區的現實,養成“政策的路徑依賴,等靠要和拿來主義”的思想,缺失自力更生、增強自我發展能力的精神。西部大開發十年以來,從實效上考量,新疆並沒有取得意料中的成績,各項數據表明:縱向比,自我陶醉;橫向比,擴大了差距。因此,如果不改變“政策依賴型”思維模式,剋服“等靠要和拿來主義”思想,全面實現新疆發展恐將成為空話。在這種思維定式下,對新疆優惠政策越多,人愈加變得懶惰,實際上對新疆越是有害。
  此外,還要轉變四個方面的觀念:一是由“單純供給型發展方式”向“民生改善、消費者主導發展方式”的轉變,其次是是由“全力支持大企業大集團發展”向“支持大企業大集團與中小企業,特別是以農副產品為原料的中小企業發展相結合”的轉變,再次是由“聚焦疆內”向“以區內為主並開拓中西南亞市場”的轉變,最後是由“註重經濟發展”向“註重經濟社會全面進步與發展相結合”的轉變。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營造創業創富環境是培養新疆主體意識的保障。
  新疆經濟是典型的瘸腿經濟,以資本密集型為特質的大企業占比較大,而就業容量最大的中小企業,卻發展緩慢。究其原因,既有本土居民缺乏創業創富意識和創業資本的原因,也有企業發展過程中條條框框過多、企業經營邊際成本過大的成因。2010年,國家工商總局發佈《支持服務新疆跨越式發展和長治久安的若干意見》,從促進新疆各類市場主體加快發展、支持新疆經濟結構調整和促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服務新疆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促進實施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戰略、為新疆經濟發展營造規範守信的市場環境等九個方面做出新的規定,大力營造良好的新疆創業創富環境。
  浙江最引人註目現象是全民創業,百姓經濟,全社會有良好的致富氛圍。浙江人每百人中有8個創業者,有致富氛圍就有穩定發展,無就業門路就會無事生非。新疆要充分調動全民創業的積極性,全民創業、守身立業、安居樂業,優化新疆創業環境,營造創富氛圍。
  對新疆城鄉市場主體發展迫切需要解決而法律法規又無明確規定的實際問題,支持探索創新,先行先試。自治區黨委書記張春賢亦倡導,新疆要向廣東那樣具有開放意識和探索精神,對於一些規章,採取“非禁即入”,減少行政許可範圍,降低市場準入門檻,給中小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更大的發展空間,制定更加優惠的政策來大力發展中小企業。國際和東部發達地區的經驗表明:中小企業發展了,就業崗位就會大幅增加,圍繞著就業及相關問題便迎刃而解。

  發展新疆中小企業,必然伴隨著一批企業家隊伍的成長,企業家是培育和建構新疆主體意識的中堅力量。早在遠古時期新疆就是一條國際商業大通道。絲綢之路把中國與世界聯繫在了一起。在這條綿延幾萬里的商道上,曾造就了許多馳名中外的商人。他們促進了中外交流,他們在歷史上留下的故事至今讓後人嘆為觀止。歷史經過很長一段休眠期後,一縷金色的曙光又再次光臨絲綢之路上的新疆。從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開始,在市場經濟的無情煅造中,在新疆廣袤的大地上正出現一個新的商業群體,短短30餘年間已是洋洋大觀。我們稱這個商業群體為“新商”。我們所說的“新商”,不僅僅包括以央企及各省市區在疆國營控股企業、兵團企業,還包括廣匯、特變電工、金風科技、華凌、美克、阿爾曼等一批新疆本土企業,當然也包括來到新疆這片沃土投資安家的浙商、蘇商、川商、粵商、閩商、魯商、徽商、豫商、京商、陝商、晉商等等來自五湖四海的商家。這些“新商”的領軍人物——企業家是新疆的稀缺資源。企業家面臨著比常人更大的壓力:早期的企業生存壓力、企業發展中的融資壓力、企業擴張轉型中選擇戰略方向的壓力、企業中對股東投資回報的壓力、企業經營管理創新的壓力、文化衝突和社會穩定的壓力等等,萬千風險企業家帶頭承擔,他們像陀螺在企業發展中遇到的各種問題的鞭策下飛速地旋轉。他們用智力、體能、勤勞、堅韌、責任,成就了企業的輝煌,為員工、為社會、為新疆發展和穩定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美國好萊塢電影《我的名字叫可汗》的主人公里茲瓦恩·可汗的母親的一句話印象深刻:世界上只有做好事的好人和做壞事的壞人兩種人,其他沒有本質的差別。如果以上述理念治理和發展新疆,新疆美好的未來將是可期並令世界憧憬的!
  新疆是我們的母親和共同的家園,55個族群是我們的兄弟姐妹。通過深化“新疆學”研究、轉變觀念提升素質、營造創業創富環境及積蓄“新疆人”和“新商”力量等方面培育新疆主體意識,成為新疆發展的關鍵所在。

  “交心為上”思想建構
  20世紀80年代,一位詩人寫到:“讓教育之風,吹掉南疆婦女臉上的面紗。”哈薩克斯坦總統納扎爾巴耶夫曾說過一句話:“我們的先輩從來沒有遮蓋過自己女兒們的臉,所以我們這代人在尊重伊斯蘭規則的同時也應該尊重自己民族的傳統”。但現在,不僅是南疆的鄉村,就是烏魯木齊這樣的大都市,都可以看到很多面戴黑紗,身穿黑裙的女人們。維吾爾的艾德萊斯服飾的確很美,可在某些人眼裡不清真,鼓動穿黑袍蒙面紗。美麗的新疆還存在嗎?
  張春賢主政新疆三年多來,其經濟發生了結構性的變化,但是,經濟結構與社會結構不匹配是新疆最大的問題!新疆社會結構包括民族關係、公民利益、社會心理等不僅沒有改善而且有惡化的趨勢。這是為什麼?在官方,以為新疆經濟發展了,社會結構等其它問題迎刃而解。其實,跨越式發展並不等於長治久安!在戰略和政策不變的情形下,經濟發展可能會激化社會矛盾。
  新疆是一個多民族多宗教的區域,新疆社會結構的變革需有一個綱,我以為那就是對新疆各族群一視同仁,讓他們不僅感到有尊嚴、被尊重,還有被尊敬的意識。新疆的穩定首先是人心的穩定。
  新疆問題猶如夫妻變心,給錢送物或打罵有何用?和好、分居、離婚……,不同的智慧生成不同的結果。新疆問題的化解應“交心為上”。中國古哲說過,“凡伐國之道,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勝為上,兵勝為下。是故,聖人之伐國攻敵也,務在先服其心。”其理至明。在世界三大文明中,西方文明崇尚自由,伊斯蘭文明提倡公平,中華文明則註重包容,並由此形成了和諧至上的價值觀。
  在今天,“攻心為上”含有“一方為主,用手段征服對方”之意,如果改為“交心為上”更能體現民族間的“平等、共存、交融”之寓。“交心為上”的思想是:以法律法製為核心,平等公正博愛,民族間互尊、互信,新疆人皆兄弟。
  孟子說:“愛護別人,可是別人不來親近,那就要反問自己的仁德夠不夠;管理別人,別人卻不服,就要反問自己的智慧和知識夠不夠;禮貌地對待別人,可是得不到相應的回答,那就要反問自己的恭敬夠不夠。凡是行為得不到預期的效果,都應該反省自己。自身行為端正了,天下自然太平。”
  7世紀漢傳佛教最偉大的譯經師玄奘把佛教融入了中華文明;11世紀維吾爾族詩人﹑思想家玉素甫·哈斯·哈吉甫撰寫的《福樂智慧》把伊斯蘭思想註入西域文化。今天,我們需要當代的玄奘和玉素甫·哈斯·哈吉甫把伊斯蘭教和維吾爾文化契入並創新中華文明,這就是“交心為上”之策!
  近代歷史上,封疆大吏楊增新口碑最好,可為“攻心為上”的楷模。他崇尚老莊哲學,無為而無不為,“聖人不死,大盜不止”。維吾爾兄弟都稱老將軍,樹大拇指。對宗教、楊是逢節去拜,隨喜,宗教界也稱贊。
  由國民政府任命的第一位新疆省政府主席吳忠信也頗得人心,他是1944年10月4日赴迪化(烏魯木齊)上任的。吳從1936起一直擔任蒙藏委員會——國民政府處理民族關係最高機關委員長,中國民族專家。1945年初他對當地各名族領袖們說:過去把漢回強分為二,認為漢族和維哈族等是不同的種族。這種論調是不合理的。實際上我們的祖先都是一個種族,一個血統。哈薩克為突厥族的一個支系,而突厥的祖先是匈奴,匈奴的祖先,卻是夏禹王,夏禹王也是漢族的祖先。據歷史的考證,維吾爾族的祖先是匈奴,匈奴是夏禹王淳維的後裔。由此看來,夏禹王是維吾爾族的祖先。夏禹王的祖先為黃帝軒轅氏,故維吾爾族同漢族一樣為黃帝的子孫。從而可知,漢族維族同是一個祖先。我的解讀:吳忠信之漢、維哈同緣說可能未必科學,但其用心則是真切而誠懇的。他想以此來確認新疆突厥系民族也是中華民族的一員,表達出對兄弟民族間的信任和尊重,進而強化國家認同以抵制可能出現的獨立思潮。
  “交心為上”需要確立法律法制至上的理念。然而,“兩少一寬”(即中共中央1984年第5號文件提出的:“對少數民族的犯罪分子要堅持‘少捕少殺’,在處理上一般要從寬”)違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則,造成民族間司法地位不平等,使得對於少民的刑事犯罪難以處理,同時造成對少民中守法分子的逆向淘汰,使少民遭受“污名化”,從而強化民族間隔閡,最終起到了挑撥漢族和少民之間關係的作用。這項政策從制度上為少民的犯罪分子獲得優惠提供了法律依據。
  “交心為上”需要體現尊重平等公正信任的思想。近期在國內頻發的“機場爆炸、商場砍人、孩子被摔、城管打死打傷人等等事件,說明中國社會充滿暴戾氣。我們不能簡單說都是壞蛋所為。壞蛋確實要被懲罰,但需要思考根子在哪裡:當尊嚴公平公正變得可望不可及,解決問題沒有正常渠道,官官相護平民沒有平等機會,做人的尊嚴被剝奪殆盡,我們的國家就有可能變成了把好人變成壞人的社會。新疆更需反思,如果把恐暴分子與一個民族掛鉤,沒有信任和尊重,新疆問題只會惡化而不會諧和。按照“交心為上”的思想,把恐暴分子和民眾區分開來,恐暴分子再危險,如果得不到民眾的支持就不會有前途。
  從現代史上看,鐵木爾·達瓦買提在上世紀60年代就擔任過托克遜縣委第一書記。在新疆他是第一位擔任縣委第一書記的維吾爾族,而賽福鼎·艾則孜在上世紀70年代,更是擔任過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由此可見,關鍵還是在於對少數民族幹部究竟如何正確認識和使用,平等、尊重和信任最為重要!
  2013年7月,新疆烏魯木齊第五小學足球隊以7戰全勝進43球失3球的戰績成功衛冕中國濰坊國際青少年足球邀請賽,兩次對陣韓國球隊瘋狂打進14球。在烏魯木齊市五小奪冠後,輸球的日本大阪U13足球隊不服,要求再進行一場交流賽,結果烏魯木齊市第五小學又2∶0勝對手,新疆小學隊打服日韓!不僅是足球,新疆在籃球、馬術、射箭、舞蹈和音樂等方面也有豐富的優勢,新疆要發揮各民族的特長,發掘對新疆諧和起到正能量的寶貴資源。
  經濟發展未必能夠解決新疆族群和睦、交融,如果沒有價值觀和文化引領,反而會加劇社會分化,製造族群緊張的狀況。維吾爾學者柯木認為,政府以為維吾爾富裕了就不會鬧事,這是暴發戶思維,會陷入新疆獨立我們會更富的謬想;走阿拉伯化堅信真主會給我們一切,這會讓我們思維封閉,阻礙維吾爾走向現代化的世俗之路,帶給維吾爾的將是失去自由,世俗化和現代化是維吾爾及新疆各族群發展唯一齣路!
  新疆的歷史不應該是仇恨、殺戮和戰爭!“交心為上”,真正為民生考量才是治疆之道!保衛共同的家園是我們新疆人的責任!因為我們及其子孫要一起生活在這片土地上很久很久。
  張春賢認為,更加註重研究和遏制宗教極端主義,更加註重研究和治理非法宗教活動,更加註重在治本上下功夫,制止宗教極端主義的滋生蔓延和滲透破壞。
  “絲路經濟帶”新疆戰略解構
  2013年9月7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哈薩克斯坦納扎爾巴耶夫大學發表演講中強調,中國希望同中亞國家深入合作,加強道路聯通、貿易暢通和民心相通,共同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9月13日,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元首理事會第十三次會議在吉爾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凱克舉行,面對多國領導人,習近平再次談到絲綢之路:“上海合作組織6個成員國和5個觀察員國都位於古絲綢之路沿線,我們有責任把絲綢之路精神傳承下去,發揚光大”。絲綢之路經濟帶總面積約5000萬平方公里,總人口約30億,能源、礦產、旅游和文化及農業資源豐裕,潛在市場規模在全球獨一無二。“絲綢之路經濟帶”東邊倚重活力四射的亞太經濟圈,西邊繫著發達的歐盟經濟圈,被認為是“世界上最長、最具有發展潛力的經濟大走廊”,但這條大走廊卻在中國西部和中亞地區之間形成了一個“經濟凹陷帶”,經濟發展水平卻與兩端的經濟圈存在巨大落差。
  新疆的戰略地位由其地緣、經濟、文化要素所決定,而三者聚焦的表徵在於“絲綢之路”上。新疆戰略高度取決於對“絲綢之路經濟帶”的認識度。“絲綢之路經濟帶”為解決新疆問題提供大戰略構想!
  翻開世界地圖,實際上,中國是一個“東亞大半島”。半島生存和發展,需要縱深線。“絲綢之路經濟帶”就是中國及沿線區域的縱深線。
  兩千多年前開創的古絲綢之路,依靠駱駝和馬匹作為交通工具,對東西方經濟和文化交融的推進成就顯著;現代絲綢之路通過新疆擴張為三維而呈現地下(多條以上的油氣管道和光纜等)、地上(公路、鐵路等)、空中(飛機航線和電網等)的立體化通道。以此,對新疆戰略重要性如何評價都不為過。新疆開放的空間有多大,其發展的空間就有多寬。解構“絲綢之路經濟帶”,可得出新疆必將是中國西向戰略的重要支點和戰略高地!
  古絲綢之路的衰落,核心是航海技術的突破導致“海上絲綢之路”物流成本下降的結果。現代絲綢之路的復興,是四次產業革命催生對全球區域重新佈局,多維立體化空間結構集成和優化的所致。
  主要由石油天然氣輸送管道構成的“地下絲綢之路”,使新疆成為“絲綢之路經濟帶”的能源樞紐。近年來,中哈原油管道、中國——中亞天然氣管道等大型能源合作項目相繼建成並投入運營。全長2800公里的中哈石油管道自2006年正式開通以來,已成為中國同裡海相連的能源大動脈,哈薩克斯坦已經累計向中國輸送原油6000多萬噸。中國——中亞天然氣管道年設計輸氣量為500多億立方米,自2009年底以來,已累計向中國輸送天然氣700多億立方米,相當於中國2012年天然氣總產量的一半。
  “空中絲綢之路”是現代絲綢之路的最大亮點,也是新疆地緣優勢所在。除了進一步加強和完善聯通中西南亞的公路、鐵路、管道建設之外,還應對航空運輸建設予以高度重視。新疆經濟看似是資源經濟,實則上是物流經濟,沒有強大的物流作支撐,再好的資源也發揮不了作用。隨著現代產品體積的日益縮小、附加值的日益提升,航空運輸在現代物流中的重要性越發顯現。目前新疆擁有近20個民用機場、幾百條航線,還遠遠不夠,還應大量增加,提升其硬件設施和服務水平,發掘新疆的空中資源。重點以烏魯木齊機場為核心,發展形成航空產業、高新技術產業、文化旅游產業、國際商貿產業、現代物流產業及會展產業為代表的臨空經濟集群化產業發展格局,成為中國人去中亞、西亞、中東和歐洲最便捷的通道。
  “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提出,意味著上合組織將從安防延伸到經合,使上合組織更具實體性和組織化;意味著新疆戰略地位將進一步提升,國家對新疆體制改革和政策體系配套進一步升級,特別是金融體制改革和政策的實施引領新疆現代產業體系建構,設立烏魯木齊證券交易所是其切入點。
  立體化的現代絲綢之路還包括虛擬絲綢之路,即數字絲綢之路與金融絲綢之路。烏魯木齊位於東六時區,在新疆設立區域性證券交易所可使國內三個證交所的交易時間前後銜接,增加交易時間多達兩個小時,提高資本運轉效率。烏魯木齊證券交易所面向中西亞,主推國際版,借助各路資本的涌入,開闢“現代虛擬絲綢之路”,吸引全球金融人才聚集,為烏魯木齊建成國際區域性金融中心奠定基礎。金融業牽引區域發展至關重要!
  由我國牽頭的國家開發銀行開展授信和融資額度規模已超過800億美元。中國與俄、吉、哈三國先後簽署邊境貿易本幣結算協議,推進貿易合作。中國銀行已於近日在新疆正式推出人民幣兌換堅戈(哈薩克斯坦貨幣單位)現鈔匯率及掛牌交易,併成功辦理同業中首筆直接匯率項下的堅戈現鈔兌換業務。各國將推進區域內貨幣互換,推動離岸貿易和上合組織開發銀行等其他金融合作措施。
  “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建設,可以通過綜合交通通道來拓展空間,依托以沿線交通基礎設施和中心城市,對域內貿易和生產要素進行優化配置,促進區域經濟一體化,最終實現區域經濟和社會同步發展。推進貿易投資便利化、深化經濟技術合作、建立自由貿易區是“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的三部曲。自貿區建設成為包括上海合作組織各成員國在內的“絲綢之路經濟帶”沿線國家的遠期目標。
  新疆共識路線圖    
  其實,2012年和田劫機事件、巴楚縣色力布亞鎮4.23及鄯善縣魯克沁鎮6.26暴恐事件等的發生,已釋放出新疆問題正在升級的信號,有演化為“文化衝突”的態勢。
  新疆問題已呈現三個趨勢:一是暴恐活動範圍從南疆、向全疆,進而向全國發展,手段從砍刀、鐵棍、土製爆炸品向信息化技術化發展,對象從主要針對在疆漢人,到包括軍警系統、政府部門、公共區域、人員密集場所、具有政府和漢族象徵意義的標誌性場所發展;二是維吾爾社會的宗教氛圍日漸加深,對於極端宗教思潮的泛濫,不僅政府擔憂,部分維吾爾群體也深感不安;三是政府與新疆少數民族之間的對立,似乎從“人民內部矛盾”向“敵我矛盾”轉換,2013年6月喀什、吐魯番、和田多地爆發暴力事件之後,政府“抽調50名正廳級領導幹部赴全區50個敵社情複雜的重點鄉鎮開展反恐維穩工作”,敵情複雜的鄉鎮,已經多達50個!
  新疆暴恐勢力第一次在北京實施恐怖襲擊,使得困擾新疆的一個區域問題瞬間具有了全國性的意義。雖然新疆問題求解複雜,但不能過於悲觀。自從維吾爾族人皈依伊斯蘭教以來,極端原教旨主義在新疆大地上從來沒有生過根。維吾爾族主體從來信奉的都是溫和的伊斯蘭遜尼派教義。維吾爾族並沒有中東那種極度主義文化基礎,遜尼派是屬於比較世俗的一派,講究發家致富,喜歡物質精神享受並重,絕大多數人並不支持疆獨,更不支持恐怖主義。即使新疆歷史上極少數的幾次極端原教旨主義嘗試,都以失敗告終,因為維吾爾族整體唾棄極端原教旨主義。恐怖分子沒有民族,也代表不了任何宗教。
  在當下,哈薩克人可以自由選擇留在中國還是投奔哈薩克斯坦,塔吉克、吉爾吉斯、烏茲別克人也都如此,他們留在中國是誠心誠意和漢、維吾爾等其他民族共處,他們不再有文化自卑感,同時也沒有阿富汗和伊朗那種原教旨主義文化,樂於在大中華文化中享受生活,另外,回族人口在新疆增加迅速,且文化與漢族親近程度較高。
  反恐是維護穩定的重要部分,但不能把維穩等同於反恐;要把一般民眾的不滿、發泄,以及少數犯罪份子的刑事犯罪,同有組織的恐怖犯罪活動嚴格區分開來;要分清恐怖份子、恐怖組織與恐怖行動之間的區別,個人犯罪哪怕製造了極大的恐慌與恐怖(如廈門爆炸案),都不宜上綱上線到“恐怖主義”;更要避免將恐怖主義同特定地區關聯,造成某地區的污名化。最擔憂的國家和區域治理思想就是消除一切自發的政治生活,把社會中的人分裂成一個個的原子,其目的在於使每個人只能孤立地面對整個制度,從而使人感到形單影隻,而且往往茫然若失,敢怒不敢言,精神壓抑。
  新疆民族、宗教問題更多具有政治性和文化性、而非經濟性,所以只用經濟手段去解決新疆問題,如果沒有價值觀和文化引領,反而會加劇社會分化,帶來更大的衝突和對抗。
  新疆問題的解決之道可否是“交心為上”,建構新疆共識和新疆認同的機制?
  這讓我聯想到臺灣的本土化。新疆和臺灣相差一年於1884年和1885年建省回歸祖國。臺灣與新疆都是一個移民社會,閩南人、客家人、本省人、外省人之間的衝突嚴重,漳泉械鬥便是其中一個典型案例。正是通過本土化和臺灣共識的建構,臺灣人認同的強化,族群之間的矛盾被逐漸消弭。雖然這種本土化與台獨抬頭有千絲萬縷的聯繫,但不可否認,正是本土化凝聚出臺灣共識,對各族群的交融和文化融合起到了積極作用,這可否是新疆主體意識和新疆共識建構可以借鑒學習的一個有益範例?
  新疆共識的路線圖是,由民族認同過渡到新疆認同、公民認同、國家認同的進程,期間需要採取政治制度創新、“交心為上”、新疆主體意識培育、公民教育推進、生態環境保護、族群平等交融、資源合理開發、增加民生收入等主要措施。
  北京大學馬戎教授認為,“在解放初期,我們的解放軍和幹部到新疆之後,哪有今天援疆的財力?但是我們很快就贏得了當地民眾的支持和擁護,憑什麼?就是憑人家看你是真心實意地尊重人家,真心幫助人家,真心地把少民當作自己的兄弟姐妹。我覺得這一點是最最核心的彼此信任與溝通的基礎”。實際上,新疆問題的化解極為簡單也極為複雜!新疆民族間只要真正做到:尊重、平等、公正、信任,猶如兄弟姐妹的情與愛!我們就能看到新疆諧和,安寧,欣欣上榮的圖景!
  新疆進步的標誌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平等相待,永遠不說不可能;時時找問題,包括漢族在內的各民族都應該進行自我反省;剋服並減少狹隘偏見和民族本位思想,凡事都應養成多從對方考慮的思維習慣,出現問題第一反應找方法,學會傾聽和溝通,而不是找藉口推卸責任或指責對方;打造和弘揚新疆人符合時代特點的自信和包容文化。
  達成新疆共識和新疆認同,必須改革和調整現有的國家民族體制及政策法規,新疆不是漢族的新疆,也不是維吾爾族的新疆,而是各民族的新疆;加快發展各類職業技能培訓學校,可否在新疆規模以上的企業要按一定比例招收民族勞動者,這要立法成為硬性指標,在疆央企要主動承擔政治責任和社會責任,利用央企強大的教育系統,培養民族現代產業工人和管理者;著力實施民漢學校合併,達成相互學習語言,強化溝通,以實現新疆人認同和獲得公平教育的目的,在新的歷史時期,民漢教育分離不僅沒有必要,而且必須清除人為設置的族群差異,否則,孩子從小培養的族群記憶,會增大日後社會交融成本……。
  從“7.5事件”髮端,在新疆剛性維穩下延續數年,終至恐襲天安門升級為全國性問題。此亦不是終點,而是新的開端。新疆問題已不是簡單的壓制能解決的,還需中央層面對新疆體制和政策有立意高遠的根本性改革,已不僅是政經方案,更不是暴發戶思維,而且重要是宗教的和文化的系統集成解決之道,這恐怕是世界難題。
  在即將結束本文時,我想起了韓國第一位女總統樸槿惠訪華期間說的兩句話:一是“要走得快,就一個人走;要走得遠,就要一起走”。二是“沒有人,什麼也無法實現;但沒有制度,什麼都無法持續”。新疆問題的求解也需此思想。一味的告訴這是對的那是錯的,容易引起反感,不如搞一個大討論,讓新疆各族群都參與,反而能加深認識和溝通,吵吵總比打打強。構建新疆人“一起走、共同富”的制度迫在眉睫!
  (新疆研究報告系列 新疆東西部經濟研究院——現代新疆研究中心發佈)
  唐立久,管理咨詢專家。1962年出生於新疆烏魯木齊。1989年獲西南財經大學經濟學碩士學位。先後在大學、政府機關和企業任職,現任新疆東西部經濟研究院院長。從1982年開始研究新疆經濟。30年間三次遍訪新疆87個縣市,從生態、經濟、宗教、地理、文化和管理的視角求證解構新疆發展進程。著有《不發達經濟實證研究》、《掀起你的蓋頭來:發現新疆》、《解構德隆:唐萬新啟示錄》、《廣信廣匯:一個民企的成長歷程》等9部作品,在國內外共發表論文100餘篇。
(編輯:SN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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